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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的遗憾:自言一生就剩这一件事

2019年07月16日 点击: 来源: 网络转载 反馈
导读:1989年5月16日中午,邓小平设宴款待前来中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。席间,两人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...

  “世界上有许多争端,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。我多年来一直在想,找个什么办法,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,来解决这种问题。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。统一后,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,大陆搞社会主义,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。一个中国,两种制度。香港问题也是这样,一个中国,两种制度。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,香港是自由港。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,我认为是可取的。”

  邓小平接着提请来访的客人:“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,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、香港提出的解决方式。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。”

 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对外使用“一个中国,两种制度”的提法。由“一个中国,不同制度”,到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,在提法上更加准确和科学。邓小平“一国两制”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规范化。

  1984年4月28日,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,一方面直接地对这位美国头号领导者表明了中国“一国两制”的战略构想,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美国领导人的战略误区。他说:“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。世界局势不稳定,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。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。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,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。中美关系前一段吵了一架,近来是好的。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'成熟阶段',这种判断不准确。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。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,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。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,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,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。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。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,不知哪一天,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。”

  1984年5月,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正式使用了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的提法,报告在讲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时是这样说的:“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,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,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'一个国家、两种制度'的设想。我们的各项建议和设想,都是诚心诚意的,通情达理的。对于台湾当局任何有利于海峡两岸同胞接触来往、增进了解和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,我们都将表示赞赏。”“我们认为,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,一切事情都好商量;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。任何犹豫、拖延,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,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。”

  从此,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、香港问题,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,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,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,“一国两制”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。

  为解决这一问题,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,其中就包括“第三次国共合作”、“和平解决”等设想。然而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国共两党没有能够进行第三次合作,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成为泡影。尤其到了大陆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更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,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长期存在。但是,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从解决台湾问题的实际出发所作出的一些设想和探索,所提出的若干带原则性的意见,为后来“一国两制”的科学构想,作了思想先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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